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尼古拉斯?斯特恩
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中国投资论坛上的讲话
2002年12月3日
   北京  

一、机遇和挑战

    女士们、先生们，过去的25年是令人瞩目的25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走出来，踏上了邓小平开创的改革之路。结果，占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10多亿中国人经历了经济持续增长和贫困减少的历程，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4亿前苏东地区人口也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转轨的过程中有成就也有痛苦。但是，改革是不可逆转的，一些苏东国家正被批准加入欧盟。在九十年代早期，印度也静悄悄地开始了经济改革，目前已经实现了20年前难以想象的增长和贫困减少。

    几十年来，人们的总体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巨大改善。在过去四十年里，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寿命已经从四十多岁增加到六十多岁，而人类寿命从二十多岁增加到四十多岁却花了一千年。在过去30年里，发展中世界的文盲比例从约二分之一减少到约四分之一，其中，女童和妇女的进步尤为突出。在过去20年里，生活水平低于每天一美元的人口绝对数量约减少了2亿，这是自19世纪有据可查以来的首次持续减少。在这种减少发生的同时，发展中世界的人口增加了15亿。

    但是，不幸的是，这种进步不是普遍的：太多的人没有享受到这种改善。在富国，五岁以下儿童的年死亡率是7‰，而发展中国家平均为84‰，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更是高达162‰。在南亚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15岁以上的妇女中有一半是文盲。在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五千多万人口尚缺乏安全的饮用水和个人卫生条件。

    这对落后国家提出了很多挑战，其中包括那些尽管实施了艰难改革仍无法实现增长的国家，对他们来说，关键是如何保持改革的理想和信心。在过去十年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关税已经减半，通货膨胀基本得到控制，通货膨胀率目前为一位数。但是拉美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许多国家仍然没有实现增长和减少贫困。

    我们也看到富国退回到保护主义的可能性。当挑战应是消除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壁垒的时候，富国却每年给其农业超过三千亿美元的补贴，这是发展中国家从经合组织国家获得援助总量的6倍。这些补贴与保护性的反倾销行为以及过分使用安全和卫生水平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出口，给贫穷国家的农业收入造成巨大损失。并且，富国的保护主义不仅限于农业范围，对其他行业特别是纺织业，更是造成了具有损害性的影响。虽然鼓吹贸易，但是富国设立的壁垒恰恰是在贫困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

    挑战虽然是严峻的，但是，我认为，我们目前也面临一个特殊的机遇。基于对新世纪的乐观主义以及新世纪本身的良好开端，国际社会在促进发展、战胜贫困方面做出了特别的承诺。1999年底联合国采纳的世纪发展目标中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这些目标展示了1990年到2015年间在贫困、健康、教育、妇女和女童的地位、环境、国际发展合作等方面改革的具体目标。在去年11月的多哈会议上，国际社会致力于新一轮的WTO贸易谈判，并且首次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放在谈判日程的首位。在今年3月的蒙特利尔会议上，国际社会重申了对世纪发展目标的承诺。发展中国家承诺将在治理结构、制度和政策方面进行改革，富国承诺将增加援助、开放贸易以及支持能力建设。今年8月的约翰内斯堡会议更是前瞻性地讨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环境的挑战。将过去的成就与我们对发展政策的理解综合起来考虑，这些承诺将使我们在实现世纪发展目标，采取实际行动方面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但是，这里也存在失败的风险，可能导致长期的、可能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基于过去的发展经验，我将提出一个发展战略。该战略有两个支柱：为充满活力的增长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及使贫困者能够参与增长的过程。由于本次会议讨论的是中国的投资环境，我将重点讨论中国的情况，并探讨中国成功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以及中国将面临的挑战。

　二、我们从发展历程中学到的经验

    首先，我想强调的是，我重点讨论的是投资环境的两个支柱以及过去50年发展所形成的基础。发展是关于经济体制的根本变化，是资源从农业向服务业和工业的转移，是人口向城市和近郊区的迁移，也是贸易和技术的变革。社会生活的变化――在健康和寿命、教育和文化水准、人口规模和结构、性别关系、以及社会关系等发面的变化――是发展的核心。对政策的挑战是帮助释放和引导变革的力量。

    为了描述我们在发展历程中的学习收获，我将总结六个主要经验，以有助于形成有效的发展战略。第一个与国家的作用有关。国家不是市场的替代，而是一个重要的补充。我们已经知道，市场需要政府，政府也需要市场；政府行为对于公众参与经济机会的能力至关重要。这些经验指出，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能够培育这样一种环境：合同和市场能够发挥作用，基础设施有效运行，健康、教育和社会保护得到充分提供。

    第二个经验是，减少贫困的主要力量是经济增长。减少贫困最有效的国家是那些增长最快的国家，贫困增加主要发生在经济停滞或衰退的国家。

    第三个经验是，充满活力的国家固然很重要，但是经济增长最强大、最核心的力量是私人部门。在私人部门内部，中小企业在创造贫困者的就业机会方面发挥了尤其重要的作用。

    第四个经验是，贸易是增长的主要发动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仍然以商品出口为主导，但是目前，这一贸易模式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国实行对世界开放，许多其他国家也不再实施进口替代战略，这带来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飞跃，并主导了增长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的总体贸易。

    第五个非常重要的经验是，如果贫困者得到授权，发展将更具活力。我们对一个人得到授权的定义是，他或她有能力自谋生存之道。这要求人们得到教育和健康，换句话说，他们需要经济学家所谓的人力资本。但是授权又超出了人力资本的范畴，还意味着有效的参与，而有效的参与又反过来依靠信息、责任感、以及当地机构的质量。比如，我们知道，如果社区参与，则学校运行将会更加良好；如果消费者的声音得到尊重，则基础设施、电力、水利等相关项目的运营将会更加有效；我们也知道，如果对自己的财产拥有可靠的权利，贫困者的生活将会有所改善。

    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经验是，如果改革的动力来自外部，而社会认同度低、承诺不够，这样的改革很可能会失败。一个国家和社会对于发展的自主权是其有效实施的重要因素。

    我从这些经验中得到的教训是，有效的发展战略的基础是下面两个支柱。

    第一个支柱是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该环境鼓励各类企业去投资、创造就业并提高生产力。这一认识主要来自上述经验，即私人部门、贸易和增长对减少贫困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个支柱是对穷人的授权和投资――通过使他们获得健康、教育和社会保护，并通过培育贫困者参与自我生活决策的机制。这源自对改革的社会认同度和所有权的经验。

3．中国的投资环境

   下面我将详细阐述第一个支柱即投资环境。我将“投资环境”定义为当前的以及预期的政策、制度和行为环境，它影响可预期的投资回报和风险。我们在此不仅考虑投资的数量，而且考虑投资和经济活动的生产力。我们首先考虑较小的国内企业的投资环境。如果这种投资环境得到改善，那么大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环境也会得到改善。
投资环境是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可将其归入下面三个大标题：（1）宏观经济、贸易和经济政策，（2）基础设施，（3）经济治理结构和制度。

    不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通常是不可持续的财政状况的结果――破坏了企业制定投资决策和从事生产的信心。贸易壁垒和国内市场缺乏竞争抑制了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的动力。这种投资环境的宏观方面已经得到很好的认识。在这个领域，中国表现得非常好，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中国宏观经济和政治稳定，这是刺激国内外投资者进行投资的一个因素。贸易政策是中国另一个优势领域。加入WTO前，中国在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方面即做了大量工作。

    但是投资环境也关系到基础设施和治理结构等微观问题，这些方面尚未像宏观因素那样得到足够的研究和理解。世界银行最近的一项倡议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对企业实施大规模的系统调查，目的是更好地了解阻碍更具生产力的投资和就业创造的基础设施问题和治理结构问题。与企业调查总队一起，我们在北京、成都、广州、上海和天津五个城市对1500家企业作了一项初步的投资环境调查。这五个城市是中国重要的生产中心；但是他们只是代表了中国的一小部分。我们希望，本次会议的一个结果就是达成一项共识，即投资环境调查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应该扩展到中国更多的地区。搞清楚如何促进小城市和内陆地区的投资和增长是一个尤其重要的问题。

    对于中国的一些优势，我们的投资环境调查提供了令人感兴趣的深入看法，并提供了对将要面临的挑战的有益的指导。比如在基础设施领域，我们调查的五个中国城市要优于发展中世界的很多其他地区。一些具体的例子有：中国企业称，由于断电造成的平均销售损失为2%，而巴基斯坦为6%。调查的很多企业进口原料和机器，典型中国企业最近通过海关得到进口海运货物的时间是8天，与韩国和泰国等较发达国家差不多。与此相对照，印度是11天，巴基斯坦是18天。

    另一方面，中国表现欠佳的领域是金融服务这一“软”基础设施。中国一个令人惊讶的情况是，私人企业――已经成为经济生活中最具活力的部门――的生产力超过国有企业30%。也就是说，利用同样的资本、劳动和原料，私人企业创造的产出比国有企业多30%。但是这些私人企业从正式金融系统得到的融资非常少，正式金融系统的重点仍然是为国有企业服务。这个问题对中小企业的影响尤为深刻。中国典型的中小企业只有10%的运营资本来自银行融资，而在韩国和泰国，典型中小企业有40%的融资来自银行系统。改善金融服务问题将是我们本次会议的一个重点。

    投资环境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治理结构。官僚干扰、腐败和有组织的犯罪都对投资环境造成严重损害，给市场进入设置了障碍，增加了经营成本，并自企业设立起即形成不确定性。这适用于各种规模的企业，但是对中小企业的影响尤其深刻，因为应对各种管制、拉关系、抵制各种形式的干扰也是启动融资的成本，而他们在这方面的能力较弱。

    我清楚地记得，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我同一些在圣彼得堡经营小企业的妇女谈话。她们讲到，税务官员、安全监督员、消防员、价格监督检查员、卫生检查员、警察等不断光顾她们的企业。并且这些官员不只来自一个方面，而是来自市、地区以及联邦几个层面。在这样的环境下，她们能够凭着毅力和勇气开办并经营企业真是非常了不起。俄罗斯的中小企业发展缓慢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个故事可以在全世界的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重复讲述。

    在我们的投资环境调查中，我们一直在努力寻找解决这些难题的创造性方法。比如，我们请被调查企业估计他们花在与政府官员打交道上的时间，以及为了把事情办成而支付的非正式费用。在此，我想强调，中国的各城市间具有很大差异。很多管理和监督活动是由地方政府实施的，地方政府对投资环境的优劣具有很大影响。地方官员似乎可以影响到一家企业、一种商品能否进入当地市场。中国是一个快速增长的大国，因此有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会产生巨大收益。反对地方保护主义符合整个国家的利益。融入不断增长的全国市场，符合每一地区的利益。

    我的结论是强调，改善投资环境实际是改善播种与收获的联系。了解投资和生产力主要是了解投资者是否能够有效工作并获取利益，或他们的投资是否会受到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非法掠夺的困扰。中国的优势在于，确实一些地区有非常好的投资环境，并且这些地区已成为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部分。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学习中国的成功经验。但是中国目前需要的是增加投资环境的深度和广度。广度是指，要把良好的地方治理结构和基础设施扩展到更广大的地区，尤其是内陆地区，以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可以在这些地区发展。同时，中国最好的地区―广州和上海的工资增加了，这是一件好事――但是为了保持竞争力，它们需转向更加尖端、附加值更高的产品。深度是指，中国应更普遍地支持发展金融服务和商业服务。这本身就是高附加值的活动，并且，对于更加尖端的制造业和服务生产，他们是关键的支持因素。

    中国将应对这些挑战，并将推进下一轮改革，以保证增长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对此，我持乐观的态度。谢谢。